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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六大鐵證 [複製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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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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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3-3 09:47 AM|只看該作者|倒序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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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不容抵賴，這是因爲南京大屠殺的鐵案由6個方面的證據所鑄成：

1.幸存者親身遭受的迫害；
2.外國人之目睹；
3.加害者的坦白；
4.掩埋屍骨的數據；
5.東京審判的定案；
6.最近在國外發現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檔案。

南京大屠殺中的幸存者尚有1700余人健在，對當年所遭受的迫害仍然記憶猶新。今天，我們理直氣壯地重申：我們這些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見證人，日本方面一些人否認南京大屠殺，想爲南京大屠殺翻案，我們針鋒相對，堅決地拒絕，且已下定決心，爲了維護民族尊嚴和中國人民的地位，准備就南京大屠殺一案，在任何地方和日本政府對簿公堂，直到他們認罪道歉。

談到見證人，其次應該是當時目睹南京大屠殺的外國友人。他們主張人道主義，支持正義，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立場堅定，同情中國人民遭受日軍的屠殺和蹂躪，以親眼目睹日軍在南京暴行的事實向全世界做了報道，受到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他們所提供的材料是珍貴的曆史見證，也是日本某些人想翻南京大屠殺案不可逾越的障礙。

再次是日軍將領留下了進攻南京的紀實、日記，以及後來出于良心上的反省，日軍中的一些士兵和下級軍官寫出了南京大屠殺的回憶錄，敘述了日軍屠殺、奸淫等暴行，成了南京大屠殺不可多得的證據。這些證據的出現，應該把它視爲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徹底崩潰。這些文字前因後果清清楚楚，在嘲笑“否認者”的同時，給了他們一記又一記的響亮耳光。

外國人之目睹起到的旁證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南京陷落時，大約有40名左右的外僑，不顧本國外交代表的勸告，留在南京。他們中15人組織了“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其中德國人3名、美國人7名、英國人4名、丹麥人1名。而另行組織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則由15名外僑和2名中國人組成。後一個組織中的15名外僑委員，有7名與前一個組織重複。值得一提的是，在2個委員會外僑之外，尚有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艾利森和巴赫教授，以及《紐約時報》記者德丁等5名宣傳報道人員。

且看外僑目睹日軍屠殺的暴行

《紐約時報》記者德丁爲采訪消息，到15日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區發生的慘狀作了“在南京的馬路上，屍體累累。有時還得先移開屍體，汽車才能通過”和“到處橫著中國普通市民的屍體”的報道。

我們一定還記得，小長生在長樂路上第一次看到沈老太太被日本兵打死的情景，也不會忘記李老頭帶領小長生跨過一具具屍體，跑過一條條街巷狼狽逃命的情景。長樂路在中華門裏。德丁這篇報道：“到處橫著中國市民的屍體”與他們所見完全一致。可以肯定，這是由中華門侵入市內的日軍第6師團和第11旅團把市民當作戰鬥對象加以攻擊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此報道與《鐵證如山》中的“例證之18”——施惠雲在門東、門西埋屍的情況也相一致。

當時，擔任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副會長許傳音負責處理遺棄屍體的掩埋工作。他是中國人，與世界紅十字會多有聯系，曾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就南京陷落的第三天情況向法庭作證說：

我目擊了日本兵的所作所爲。我曾在一條主要馬路上點過屍體的數目，當時在南京市內沒有中國軍隊，所看到的屍體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沒有一個穿軍裝的。

前面曾經提到汪良向中國歸來者聯合會的訪華代表團提到南京城內“兩條血路”的慘況。許傳音在馬路上“看到到處都躺著屍體”，指的就是兩條血路中的一條。另一條血路——中山北路上被日本殺害的難民，國民黨退卻下來的士兵和病員則由佐佐木元勝和西條八十來加以證實。

早在第二章裏我們曾經介紹了《野戰郵政旗》作者佐佐木元勝看到中山北路的慘況。他在12月16日下午到達南京，即在舉行入城儀式前一天到達南京。南京陷落了三天後，在馬路上仍可看到當時的悲慘情景：“當時有一、二萬中國兵在被槍殺，其中好象也有脫去軍裝而換上便衣的中國兵。”

洞富雄先生從《未來》雜志（1976年12號）一篇題目爲《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殺》中了解到詩人西條八十所寫的見聞裏，有關于南京大屠殺留下的現場記錄，其中在12月17日“入城式”那天，他在下關下船上岸後寫道：我出去一看，見碼頭對面有一座高高的板牆。牆內中國兵的屍體堆積如山。我心想：“已漸漸開始啦。”

我一直往前跑去，來到寬闊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楊樹覆蓋的林蔭道，參加閱兵式的軍隊不斷地行進著。他們首先要穿過陰暗的挹江門。那裏，在厚得令人吃驚的鐵門背後，堆起了敵人的沙袋，像揚子江岸邊裝米的草包那樣，沙袋集中在一起。從這一帶開始，一路上，橫躺著很多穿著當地居民衣服的中國兵屍體以及死去的軍馬。

對于“已漸漸開始啦”這句話，這無疑意味著屠殺俘虜。洞富雄先生分析，這只能認爲是西條八十根據自己的判斷頂料到將會發生這種事情，或是西條八十從別人口中聽說到即將會發生這種事情。如果是這樣的話，屠殺決非偶然發生的事件，所謂“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說是出自于日本軍隊有計劃、有意識的殘忍的屠殺。

金陵大學的貝茨博士對許傳音的馬路上的所見，也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時說：

“我們盡可能地在安全地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調查。斯邁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種調查，結果得出了結論是在我們確切知道的範圍內，城內有一萬二千個男女包括兒童在內的非戰鬥人員遭到殺害。

除此之外，在市區內還有許多人被殺害，但我們無法統計這些被殺害者的人數。在市區外，也有相當多的人被殺。以上所說，全然不包括遭屠殺的幾萬名中國士兵或曾經是中國士兵的男子。”

《鐵證如山》例證之十七中，劉世堯所見在五台山小學後面塘裏有83具被日本兵殺害的中國人的屍體。這個地點在難民區之內，由此可以證實貝茨博士的論說。證例中劉世堯還證實：日本兵把好幾百個難民趕進清涼山一個大洞裏，將他們用汽油活活燒死。清涼山僅在難民區西邊的邊緣，此次屠殺對難民區內一定震動很大。

田伯烈看到日本軍肆意屠殺中國的平民百姓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對日軍不守信義感到失望。他說：“當日軍進攻南京的時候，日機散發傳單稱‘日軍將盡力保護善良的人民，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12月10日，日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大將在勸唐生智將軍不戰而退的傳單中，他也這樣說：“日軍對于抗日分子雖然苛酷無情，但對于非武裝的平民與不懷敵意的中國軍隊，則采取寬宏和善的態度”。
日本軍隊對于自己的諾言，究竟履行到什麼程度，下面的事實可以顯示出來。他稱貝茨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聲望、態度極爲公正的外僑，並引用他12月15日寫給上海友人的一封信說：

在南京，日本軍已經名譽掃地，甚至得不到中國市民的尊敬和外僑的好評……

入城兩天來，由于日本軍連續不斷地殺人，大規模而有計劃地掠奪，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婦女）等等，南京的局勢越發不可收拾了。外僑巡視市區後報告說，這時在馬路上堆滿了許多市民的屍體。昨天，在南京市市中心幾乎每個街區都有一具屍體。死去的市民中，大部分人是在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說是在日本軍入侵時或被機槍槍殺，或被刺刀戳死的。如果誰因恐怖與興奮奔跑，誰在黃昏後被抓去，幾乎都被就地槍決。其殘酷程度是難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區也和其他地方一樣，都是如此，外僑和有地位的中國人曾清楚地目睹了這許多暴行。有些人被刺刀砍得慘不忍睹。

有幾批男子被帶走，日本軍把他們看作是當過中國兵的，因而他們都被捆綁在一起，一一被槍殺。這些士兵已放棄了武器，脫去了軍裝。因此可以說，實際上，除了爲搬運搶奪來的東西和裝備物資，需要從什麼地方找暫時充當苦力的人外，被抓獲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槍殺的，當然，連俘虜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軍強迫當地中國警察從難民區內的一幢房子拉出了四百個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綁起來，帶著步槍和機槍的日本士兵插在他們中間，把他們押走。不管目擊者作什麼樣的說明，他們的命運是不言而喻的。（摘自《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根據當時日軍殘暴成性的實際情況，貝茨肯定從難民區裏抓走的警察和難民是被日軍殺害了。但他不知道屠殺的地點。日本軍也不會讓他知道集體屠殺中國警察和難民的暴行。實際上，這些警察和難民是被押到漢中門外被殺害了。1946年5月，伍長德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戰犯時控訴了日本軍此一暴行，證實在漢中門外的大屠殺。

我之所以在這裏重提伍長德的一部證詞，是因爲日本軍在漢西門外進行了多次集體屠殺，這只是首次而已。汪良曾向中國歸來者聯合會的訪華代表團說過：“在漢西門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數百人，多的時候有數千人被集體屠殺，他們都是現在還活著的證人殷有余先生。”這裏所說的“漢西門”。那麼汪良所說的漢西門集體屠殺有無其他證人呢?有。

先看日本方面的證詞。日本廣播協會1977年8月22日晚8時題爲《映像的證詞，戰鬥的軍隊》的廣播中，提到過井之脅定二這個牧師。他曾參加南京攻陷戰。他說：當時，在南京漢西門外，有30米左右寬的防坦克壕溝，全爲屍體所埋沒，馬拉的輜重車在屍體上碾過。

毫無疑問，當時溝裏填滿了被日本軍所殺害中國人的屍體。後一句可能有些誇張了。但不管怎麼說，日本軍在漢西門外集體屠殺南京市民的事實則不容否認。這一點從貝茨博士1938年1月25日的手記中也得到了證實。他在那一天手記中寫道：

中國紅十字會的一個負責人請求我們去漢中門外，視察一下在那裏的許多屍體……漢中門現在封鎖著。掩埋隊報告說，在那裏有遺棄屍體三千具。那些屍體經大批處決後原封未動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疊著遺棄在那裏。

就在漢中門第一次集體屠殺的當天上午，貝茨曾駕駛汽車送一個日本海軍軍官回下關軍艦，但在半路上被一個陸軍軍官阻止，說那邊還正在撲滅少數中國軍隊，因有危險，故平民不准過去。貝茨說：“我們停止的地方就在軍政部前，目睹日軍槍殺已被解除武裝的中國兵和許多無辜的平民，不准我過去，原來是這原因。”
但當天下午他還是設法和路透社的斯密士·史蒂爾到了下關，一路之上，屍骸累累，觸目驚心，難于描寫，令他永不能忘。

岡本健三生于東京，作爲士兵參加了南京的攻陷戰，親眼目睹了殺人現場，他說：有人說未發生過南京大屠殺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睹了屠殺現場，日軍占領南京後，由于區別不出良民與遊擊隊，因而就發良民證。我們的部隊也每天幹起像是盤問之類的事情來。雖然要中國人填寫了出生年、月、日，職業、性別，但中國很少有人會寫字。我們對不會寫字的人作了說明，但他們聽不懂我們的話。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沒事，如有人回答得慢騰騰的，前言不搭後語，就被視爲行跡可疑的人而加行處置。

我想日本軍是在南京機場焚燒了被殺害了中國人的屍體。行跡可疑的人由各部隊集中帶往飛機場。他們在雜草叢生的草地上，被繩子團團捆住，他們無法逃跑。他們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囂起來，喋喋不休。架在飛機庫頂上的機槍對准那裏噠噠地射擊。我認爲這種射擊是在接到“射擊”命令後進行的，是不知不覺地勾動了扳機。由于我們沒有殺人的精神准備，因此毫無表情。如果在戰鬥中命令我們殺人，若不把對方殺掉，則自己有被對方殺掉的危險。可是在那種場合，有點人性的話就不會射擊。射擊的任務由機槍隊執行。我們的部隊則駐紮在四周進行監視。

射擊開始，有人搶先奪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爲到處都架有機槍，結果也必然被槍殺。當時估計被殺害有四、五百人。事情結束後，日本軍把路軌堆起來，上面放著屍體，下面塞著木架，澆上汽油後統統焚燒。……有時我們的部隊也被拉出來，我也幹過焚燒屍體的工作，一直要幹到第二天，幹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的，也有婦女和兒童，甚至有不到10歲的兒童。這是不折不扣的屠殺啊!被殺的人是不是遊擊隊，也不清楚。在區別他們是否是良民時，並非什麼都是的。由于語言不通，情況不會弄得很清楚。雖說在地獄裏與極樂世界相差無幾，實際上，是胡言亂語。（引自《參加杭州灣敵前登陸》載《中國》1971年8月號）

通過岡本健三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有力地回擊了田中對本多勝一的指責。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屠殺是接到上面的命令而進行的；第二，所有日軍都參與了屠殺；第三，屠殺是極嚴格而秘密地進行的；第四，屠殺是有計劃、有組織的，統一方法——屠殺後焚屍滅跡；第五，所有被屠殺的都是老百姓，其中有男有女，也有兒童。田中要求本多核對日本方面的資料，日軍中將今朝吾的《日記》、少將佐佐木到一的《進攻南京紀實》以及士兵外賀關次、赤星義雄、岡本健三等親眼所見，都可以作爲給田中的回答。關于強奸一事，岡本健三說：“強奸事件也不是謠傳。占領南京後不久，情況糟得很。自杭州灣登陸後，軍隊裏就沒有女人了。士兵們都是青年……上級說，如果幹了那種事就當場把女人殺死。”

岡本健三提供的“奸後殺死婦女”的情況，使我們一下子明白了爲什麼在南京奸後慘殺婦女的情景。原來日本軍先奸後殺也是來自“上級”的命令，這就是根源，是無可爭辯的證據。

南京大屠殺中日本軍犯有屠殺、強奸、縱火、掠奪四種暴行。而四種暴行中屠殺暴行居于首位，罪惡最大，是定性的暴行。因而也是日本右翼勢力集中力量的攻擊點。下面我們再從掩埋屍體的數據來證實南京大屠殺。

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許傳音作爲檢察方面的證人，就該會掩埋被遺棄屍體的情況，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時出庭作證說：“紅十字會一般掩埋了人們無力進行自費掩埋的屍體，但當時屍體太多了，難以處理。
日本軍當局卻來人說，你們是掩埋屍體的，請幫助我們清除屍體。因爲得到日本軍的同意，我們獲得可以前往市中心的許可證或通行證。于是，爲了進行這項工作，我們雇用了二百名工人。”12月16日那天，許傳音曾在日本兵的監視下乘汽車觀察了南京城內馬路上遺棄屍體的情況。可以認定，紅十字會掩埋屍體的准備工作便從這一天開始，于12月22日，首次在清涼山後山掩埋了129具屍體。至1938年10月30日在中華門普德寺掩埋62具屍體。（其中女屍13具，孩屍1具），共埋43071具。

除了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組織掩埋隊外，崇善堂也組織了四個隊進行掩埋遺棄屍體的工作。該堂單掩埋屍體一項工作有固定工役48人，臨時工沒有固定數字。從資料中可以看到，該堂于12月26日在五台山首次掩埋了124具屍體，其中女屍22具，孩屍6具。該堂至1938年4月20日止，累計共收埋屍體112，267具，其中女屍2，091具，孩屍813具。
據1946年2月中國南京軍事法庭查證：日軍集體大屠殺28案，19萬人，零散屠殺858案，15萬人。日軍在南京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大屠殺，中國軍民被槍殺和活埋者達30多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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